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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暴力——虛擬空間中的無形利刃

2019-11-12 15:07:33 來源:人民網 作者:張力 袁夢澤

10月14日,韓國女藝人崔雪莉被發現在家中去世,引發網民惋惜。這次悲劇的真正原因尚無定論,但許多人認為,生前所受到的網絡暴力是給她帶來困擾與痛苦的原因之一。崔雪莉本人曾在綜藝節目中談及網絡暴力對自己的壓力,并懇求大家善待自己。有韓國媒體稱,她是韓國流行樂壇受網絡欺凌最嚴重的受害者。

網絡暴力問題隨之成為討論的熱點,“雪崩面前,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的說法重新被提及,網民紛紛借此句表達對網絡暴力的譴責。在社交網絡、新媒體高度發達的今天,時有發生的網絡暴力如同無形無聲的武器,無論是個人權益還是網絡空間秩序,都受到嚴重的侵犯。

常見的網絡暴力形式有言語攻擊、謠言傳播、人肉搜索等,躲在屏幕背后的施暴者將自己想象成制裁與審判者,借助互聯網,使用粗俗、尖刻的語言對受害者進行攻擊、侵擾;惡意編造、傳播與事實相悖的流言挑動網民;甚至利用技術手段,挖掘傳播受害人的住址、電話,將網絡社會中的暴力延伸到現實社會中。這把虛擬世界中的無形利刃,一次次將人推入深淵。

我們與暴力的距離并不遙遠

以崔雪莉為代表的公眾人物,長期以來生活在聚光燈、攝影機乃至千萬手機攝像頭之下,日常生活便承受著巨大的輿論壓力,任何一個舉動和言論都可能引發網民圍觀。他們忍受著一個個惡毒的詛咒和尖酸的批評,小心翼翼地維持著自己的形象。

再者,在社會生活中,每有輿論漩渦產生,處在事件中的當事人都可能會遭到惡意“人肉”與攻擊,話題上升到道德審判層面也不少見。2018年,四川德陽一女醫生在泳池與男孩一家發生沖突后被“人肉”,有網民顛覆真相、傳播謠言,女醫生最終在網絡的討伐聲中自殺。

如果個人言語的宣泄成本低廉,而且不需為非理性的情緒負責任,網絡空間將充滿戾氣,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被實施暴力的對象。

什么放縱了網絡暴力中的“惡”?

網絡暴力常被網民稱為“帶著面具的人性之惡”,人性的陰暗一面之所以會通過網絡被無限放大,其中有著深層次的原因:

一是群體極化中的理性缺失。

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凱斯·桑斯坦在其著作《網絡共和國》中提出,“團隊成員一開始即有某種偏向,在商議之后,人們朝著偏向的方向繼續移動,最后形成極端的觀點,這種現象就是群體極化”。在信息無限裂變、擴散的網絡中,興趣相投的個體相比于現實生活更容易聚合、集群,群體認同感更加強烈,群體極化現象因此更為突出。明顯的群體壓力使一部分人的意見逐漸趨于一致,輿論的正向與負向都將受到這種壓力的影響。盡管任何一件事都不是非黑即白,但在群體極化的影響下,結果的簡單化導致了一些網民表達的簡單化,理性思維在這里無法發揮作用。另外,受眾的刻板偏見也會在群體中被擴大。一些網民往往會根據事件的部分信息,再結合自身以往的經驗進行判斷與評論。在2017年“8·31”陜西榆林產婦跳樓事件中,醫院、婆媳等要素使網民聯想到醫患關系、家庭矛盾,在刻板印象的作用下,開始了對醫院和產婦家屬的討伐。失去理性的群體情緒的閥門被打開,行使著自以為的道德與正義,便是網絡暴力中最常見的現象。

二是匿名保護背后的情緒釋放。

網絡的匿名的環境,為網絡暴力提供了野蠻生長的溫床。部分為各種現實問題擔憂與困擾的群體不再尋求現實手段解決,而是尋求在匿名保護下進行情緒宣泄與憂慮表達。人民網輿情數據中心發布的《2017年中國互聯網輿論分析報告》指出,中等收入群體構成網絡輿論的主力軍,他們最關注醫療、人身安全、教育公平等事關生活質量和發展前景的話題,而這些領域也成為網絡輿論暴力事件的重災區。為了減少匿名制度的危害,各個社交平臺上的網絡實名制工作已經收獲了一定的成效,使部分施暴者認識到將為自己的言行負責,也為受害人的法律維權提供途徑。在此環境下,相關的法律能否實現對網絡暴力者的有效懲處,則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三是媒體與活躍網民的推波助瀾。

在流量為王、關注度至上的競爭環境中,部分媒體為了盡可能地獲得受眾,過度追求新聞的時效性,而忽視新聞的真實性,甚至通過傳播優勢進行議程設置,制造沖突與對立。重慶公交墜江事件發生后,諸如《重慶萬州22路公交車墜江,疑因一女司機駕駛私家車導致》《重慶一公交與逆行轎車相撞后墜江,女司機被控制,動畫示意路線圖》等文章引發讀者熱議,關鍵詞“女司機”使讀者將事故原因與其進行聯想,網絡矛頭也指向事件中的女司機。

此外,一些擁有眾多粉絲的網絡名人發表的意見,也具有一定的話題影響力,有可能觸動追隨者的神經。

2018年4月9日,新浪微博認證為“作家陳嵐”的博主發博指控“女童王鳳雅疑被親生父母虐待致死”,并宣稱其父母以“為女兒治病”的名義在水滴籌等平臺進行“詐捐”,濫用善款。不實指控使王鳳雅父母遭到一些網民的瘋狂攻擊。然而據各方證實,所有善款均用于女兒治療,虐待行為也并不存在。網絡社會中,部分媒體與網民在發布內容時,更在意觀點與立場的表達,對內容的精準性與客觀性缺乏充分的考量,從而導致極端事件發生。更有甚者利用自身優勢,在利益的驅使下,幫助網絡推手惡意引導輿論,造成負面影響。

如何減少網絡暴力,營造清朗的網絡空間?

網絡空間應當充滿人情味,需要成為法治與有序的空間,這需要社會各方的協同努力。

一是需要促進網民的理性參與網絡道德修養的培育。

《新華每日電訊》在《縱容和參與網絡暴力是“平庸之惡”》一文中稱:“誰也不能把群體無意識當作借口,你發言的地方就是網絡,你的文明程度怎樣,網絡文明的尺度便怎樣。”網民應當跳脫出群體極化與“沉默的螺旋”的困境,用理性與邏輯衡量網絡事件,做到不盲目、不從眾。《第44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9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8.54億,其中10歲—39歲網民占比65.2%,年輕群體占網民群體的大多數。

他們閱歷尚淺,容易沖動,對于網絡信息沒有足夠的辨識與理性思考的能力,道德修養和法律意識仍需進一步提高,因此應注重對網民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教育與引導。

二是完善規制網絡暴力的法律法規,促進網絡安全立法。

2014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通報《關于審理利用信息網絡侵害人身權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劃定個人信息保護的范圍。已經出臺的《互聯網電子公告服務管理規定》《互聯網信息管理辦法》《文明上網自律公約》等相關法規,也對網絡暴力侵害他人姓名權、名譽權、隱私權問題進行了規制,但仍存在法律適用性不足、法律寬度不夠、懲處力度不足等問題。一般的網絡暴力行為常常被認定為民事案件,最終多以協商、賠償、和解收場,進行謠言傳播、攻擊的重要組織者與參與者并未受到足夠嚴厲的懲罰。即使在網絡媒體發達的情況下,仍沒有出現專門針對網絡暴力監管與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這條路依然任重道遠。

三是媒體需要進行客觀的輿論引導與信息把關。

《今傳媒》在《淺析“后真相”時代下網絡群體極化現象》一文中提到,“后真相”時代下,社交媒體上充斥著煽情性、鼓動性的信息,網絡受眾的情緒化意味著受眾時刻面臨被擺控的風險,而傳統媒體作為輿論的引導者,具有的權威性是社交媒體所不能比擬的,如果此時傳統媒體缺位,將造成網絡群體極化現象的加劇。擁有更多話語權的媒體,作為社會信息最重要的傳達者,應當擔負好把關者的責任,力求為受眾提供及時有效的真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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